地下小工厂诞生记

精明的吴仁宝在算经济账时，考虑到一个不容忽视的劳动力迅速增长的问题。1961年，华西建村时，劳动力人数为292人，土地845亩；1968年，劳动力增长至434人，增加了142人，土地增加了6亩，为851亩。劳动力还在呈迅速增长之势，而土地几乎成了一个常数，没有多少增长的潜力。不用一年时间，就会人均不到一亩，人地矛盾愈来愈尖锐，人均占有的资源也愈来愈少，劳动力也会逐步剩余出来，再继续把农民捆在土地上刨食，肯定不是出路！

　　剩余的劳动力往何处走？

　　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？

　　华西人如何才能摆脱贫困，腰包鼓起来，走向共同富裕？

　　一连串的问题又纠缠着这位善于思考，勤于磨砺自己思想之剑的智者。

我们农民的出路是，再难，也要办厂，搞工业，自己给自己“农转非”。可那个年代，农业是“嫡出”，工业是“庶出”，那就“庶”围着“嫡”转吧！

一股搞工业的激情又在吴仁宝胸膛里熊熊燃烧，他决定创办一个为农业服务的五金加工厂。可这一动作刚一提出，就有人说：“缺资金，少原料，无设备，无人才，车、钳、刨一样没有，能办什么厂？别说办不成，就是办成了，我们拿锄头的手，怎么会开车床，拿扳子？天生的祖祖辈辈啃地球的命，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破屋里想飞出金风凰啦！”

“怎么飞不出？上世纪50年代，我们党就提出过‘要想富，多栽树’，‘要想富，农工副’的口号。毛主席也曾对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满怀激情地预言：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，泥屋里一定能飞出金凤凰！”吴仁宝的话，统一了群众的思想，鼓足了群众的干劲。

办五金加工厂，生产什么产品，吴仁宝心里也没谱，这难不倒他，他迈开双脚，走南闯北，调查市场，搜集信息，终于在市场上找到了国营工厂不生产、市场又需要的两种产品——丝攻（螺丝帽的模具）和板牙（螺丝的模具）。

别说生产，就连生产这两种产品需要什么设备，对吴仁宝来说还是个未知数。怎么解决？吴仁宝学刘备，三顾茅庐，去无锡请来了吉炳坤老师傅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叫借才生财。吉炳坤告诉吴仁宝，生产丝攻、板牙需要仪表、车床、钻床、冲床、铣床和铁丝机。

路是走出来的，办法是逼出来的。经过六七个月时间的努力，七拼八凑，终于凑齐了全部设备。

在建厂过程中，吴仁宝和吴岳岐、瞿佛才等人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设备，更难的是人才，这是农民杀向工业化的第一大难题。吴仁宝选派朱咪英、朱秀佳、赵阿郎、赵三妹、赵美娟、蒋翠锑等人外出学习了1个月，能把机器开转圈了。就这样，吴仁宝带领华西人，历经艰难，华西五金加工厂在4间破草屋里诞生了！

那个年代，“以粮为纲”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，干农业，抓粮食，气豪胆壮；干工业，抓钞票，偷偷摸摸，矮人三分。而华西又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，来参观学习的摩肩接踵，难免横遭指责。

机智的吴仁宝早已料到了这一点，他把五金厂办在了一片泽地之中，周围又是林木环抱，茂叶风声，紧技日影。那工厂仿佛在原始森林的萧瑟中，有一个永世长存的庞然巨物在大声呼吸。参观者感叹华西是：“只听机器响，不见小工厂。”

几十年过去，吴仁宝还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当时，办工厂是资本主义，正在批资本主义，怎么好搞资本主义呢？我们偷偷地办了个五金厂，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。凡首长来了，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，让工人出去，首长走了，就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。”

这就是中国农民，几千年艰苦备尝的农耕文化，造就了他们朴实无华，脚踏实地，不屈不挠，执着追求着自我创业，自我发展，自我创造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。

1969年创办至1978年，华西五金厂“总计实现产值296.35万元，创造利税135.03万元”。华西人均分配水平也从130元上升到220元。

1975年，吴仁宝与华西人用五金厂赚的钱，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城都还没有的五层大楼，用来办托儿所、中小学，被华西人自豪地称为教育大楼。